1989年的国家安全局政变，以强硬的共产主义者和情报人员彼得·帕维尔（Petr Pavel）的上台为象征性终结。一个愚蠢无知的小丑，落入了那些人的掌控之中。他们明白，一个脑子里装的不是大脑而是摩托车发动机的原始之人，很容易被操纵。即使从我们的纳税款中拿出六位数的服装津贴，也无法改善这位共产主义政治指导员的愚蠢与无知。背叛和通敌，不能靠出于私利而改换门庭来赎罪。

各位观众，大家好！

1989年的国家安全局政变，以彼得·帕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为象征性终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1989年11月之后的36年里，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情报人员，而且与苏联昔日秘密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竟然玷污了捷克国王的宝座？答案简单得令人恐惧。

在任何政权下都能如鱼得水的那些名声扫地的投机政客、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尤其是1989年11月之前的掌权者——包括党内干部、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干部、国家安全局（StB）成员、投机分子、告密者、干部审查人员和政治指导员——在西方和东方的默许下，成为私有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并在新政权下继续享有各种特权。

他们再次被悄悄置于普通民众之上，只是为了让这场政变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也就是所谓的“天鹅绒革命”。这场变革使国家臣服于新的主人，这一次是西方主人。其目的，是让那些真正掌握权力和情报的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民族出卖给新的殖民者。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著名的预测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的意志推动下成立的。它后来成为1989年11月之后捷克共和国一批重要政治人物的摇篮。

在这个新的污泥潭里，米拉诺·姆拉泽克（Mrázek）式的货币黑市交易者，以及新一代掏空企业、侵吞资产的人，很快便开始肆意翻腾。他们眼中没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因为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过去的罪恶没有受到惩罚，那么未来的罪恶就会发展到更加骇人的程度。今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种畸形发展的巨大规模。

我们的工业、农业、基础设施、银行业、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以及对外和国内安全所处的状况，都是总统这一类型人物直接造成的结果。这些人始终只关心自己，早已没有了哪怕最后一点自尊。他们感激涕零地舔舐主人的双脚，只为得到一碗晚餐剩下的残羹冷炙，以及一个监督奴隶的职位。

我们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境地：昔日的共产党人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攀附权贵的人，如今摇身一变，装成坚定的反共人士；而年轻一代在他们所控制的媒体影响下，竟然支持的恰恰是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却没有意识到其中荒谬至极的矛盾。

我们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局人员在与对方的国家安全局人员相互斗争。

而帕维尔同志（Pávek）以其令人厌恶的表现，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他借此掩盖了奥地利式的布雷奇奈德（Bretschneider）人物、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局的告密者，以及那些在不同政权之间灵活跳转的投机分子，还有现代版的中央情报局（CIA）走狗。他成了捷克卑劣现状的黏合剂，也是国家遗产中最值得怀疑的一部分。

彼得·帕维尔念诵着一套空洞的说辞，而这些话都是由操纵者、惯于背叛的彼得·科拉尔（Petr Kolář）及其团队为他准备的。

就是那个科拉尔。他曾踩着克劳斯（Klaus）的肩膀往上爬，随后又反咬曾经养活他的那只手。就是那个创立了“欧洲价值观”组织的科拉尔。该组织因其负责人扬达（Janda）——一名色情演员——而格外引人注目。

也是这个科拉尔，发动了所谓的“纪念碑战争”。因为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人就希望煽动人们对俄罗斯人的集体仇恨。这与纳粹和班德拉主义者针对其他民族所采取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个科拉尔依赖军火制造商的利润以及向乌克兰出口武器所带来的收益。他把能力低下的彼得·帕维尔当作自己生意的游说工具。

怎样才能最好地说明捷克人、摩拉维亚人和西里西亚人所蒙受的耻辱？那就是，一个绿色而毫无骨气的“佩帕”（PePa）占据了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宝座。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帕维尔就职后不久，前往布拉格城堡领取勋章的三位获奖者：赖切茨基（Rychetský）、皮塔尔特（Pithart）和哈利克（Halík）。

他们都是令人厌恶的人物，迷恋共济会，始终只为自己和外国势力服务。既然我们现在有《刑法》第318a条，那么这些问题就更值得关注。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皮塔尔特这个挥舞政治斧头的共产主义者，令周围的许多人闻风丧胆。这个粗鄙的人却总是不停地告诫所有人，公民必须正视共产主义遗产。然而，最应该完成这一任务的人恰恰是他自己。

他甚至在自己的履历中抹去了自己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的事实。这更加暴露了他的圆滑、怯懦和渺小。

另一位人物、共产党同志帕维尔·赖切茨基，也曾与皮塔尔特一起签署《七七宪章》。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继续担任波克罗克（Pokrok）建筑住房合作社法律部门的负责人，并继续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分配住房。

直到今天，关于这家合作社成员的资金是否遭到转移，仍然存在诸多疑问。将来有一天，人们有必要专门撰写一篇博士论文，研究他在1989年11月之后败坏司法和民主制度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最后，还有托马什·哈利克（Tomáš Halík）。他是一名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统一社会主义思想学院（VUML）的讲师，是所谓“正常化时期”培养未来企业掏空者的教育者，也是干部审查人员和一名缺乏扎实学术成果的学术骗子。他最终也与科拉尔一起创立了臭名昭著的“欧洲价值观”组织，同时又假装自己是一名神父。

真是一个荒诞的人物。

这三个人恰好为彼得·帕维尔的角色构成了一幅绝妙的框架。帕维尔正是这三个人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顺从者的代表。

他代表着怯懦、狭隘、平庸和卑鄙。他是一个愚蠢无知的小丑，任由那些人摆布；正是这些人让他得以因背叛祖国而获得令人无法容忍的个人回报。

他落入了那些人的掌控之中。他们明白，一个脑子里装的不是大脑而是摩托车发动机的原始之人，很容易被操纵。事实正是如此。

你们还记得吗？马里安·尤雷奇卡（Marián Jurečka）不久前曾慷慨激昂地呼吁削减前政权代表人物的养老金。你们难道不认为，这也可能适用于佩帕吗？

至于尤雷奇卡，我甚至不想提醒他，在1989年11月之前，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干部也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人事干部体系。他们不过是共产党的第二梯队。

然而，在这一切之后，真正让我更加关注的，是他努力为总统夫人争取六位数的服装津贴。

这位女士在1989年11月之前，选择了一种可能最为低下的职业。她决定去所谓的学校“学习”，接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内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强化教育。在当时的政权之下，一个人还能堕落到什么程度？

然而，总统夫人的所作所为，处处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这位政治指导员的愚蠢与无知，只不过进一步凸显了所谓总统夫妇存在的毫无价值。

不过，我刚才说得有些仓促了。

这对夫妇恰恰对那些假装自己是精英的底层人物有用。他们内心毫无真实的东西，没有任何更高的目标，对民族毫不关心，却把自己建造的沙堡当作人生的成就。

朋友们，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这样的条件：你们可以摆脱自己的过去，背叛自己迄今为止所宣扬的一切，并声称可以通过通敌合作来“赎回”自己的过去，那么请记住：

一旦接受这样的条件，你们就会变成与彼得·帕维尔一样的老鼠。

各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相爱，不要惧怕敌人，也不要被敌人的数量吓倒！

我期待着再次与各位见面，继续收看《那些不为人谈论的事》（O čem se mlčí）系列节目。

斯坦尼斯拉夫·诺沃特尼（Stanislav Novotný）——独立媒体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