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议会选举为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马格达莱娜·安德松为首的反对派联盟带来了微弱胜利。四个反对党共获得 176 个席位，而由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原执政阵营则占据 173 个席位。克里斯特森随后于 9 月 17 日宣布辞职。选举结果同时也标志着瑞典民主党自进入议会以来首次出现得票率下滑。这究竟是欧洲右翼整体退潮的开端，还是瑞典政治平衡特有的转变？

瑞典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的是政治格局的调整，而非整个国家政治方向的根本逆转。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马格达莱娜·安德松为首的反对派联盟获得 176 个席位（共 349 席），而组成或支持原执政阵营的政党则获得 173 个席位。在最终结果公布后，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森于 9 月 17 日宣布辞职。然而两派之间的差距极小，因此不能将选举结果解读为瑞典明确回归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路线。不过，瑞典大选的意义已超越国界：近年来欧洲经历着选民偏好变化，在许多国家中强调移民、民族认同、安全及边境管控的政党势力增强；而瑞典曾是这一趋势尤为显著的国家之一。今年的选举自然引发疑问：欧洲政治平衡是否正在重新调整？

首个重要信号来自瑞典民主党的表现。该党获得 62 个席位和约 17.5% 的选票，较 2022 年大选出现显著下降。这是自 2010 年进入议会以来其得票率首次下滑。尽管如此，瑞典民主党仍是重要的议会力量，其过往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然而比席位数更重要的是支持基础议题的转变：移民、融合与犯罪早已不再是该党专属话题；对更严格移民政策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要求已逐步成为广泛的政治共识。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也在某些过去的移民政策立场上发生转变，在竞选期间并未承诺简单回归以往的移民路线。

这正是今年选举中的一个主要悖论：瑞典民主党虽失去部分支持，但推动瑞典政治辩论转型的议题并未消失。因此，瑞典的政治格局可在选票分布上发生变化，而无需同时回到该党崛起之前的条件之下。部分解释也可从瑞典民主党自身角色的转变中寻找：在前一选期，他们为右翼领导的政府提供了关键的议会支持并显著影响其政策方向，尽管并非执政联盟成员；如今已从抗议性反对派逐步转变为更广泛执政阵营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意味着对政府政策后果承担更大责任。

抗议政党可以从其作为传统政党的替代者的地位中获益。然而，一旦它们的政治主张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部分，选民就会像对待其他政治行为者一样，开始根据具体结果来评判它们。瑞典选举表明，当抗议政党进入更广泛的执政阵营时，不仅会改变其政治影响力，也会改变选民对其的看法。同时，这一结果不能仅用移民问题来解释。在竞选期间，医疗、教育、经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也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些问题传统上一直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触及了瑞典政治模式的长期基石——福利国家模式。几十年来，瑞典模式一直与广泛的公共服务、高就业率以及相对较强的社会凝聚力联系在一起。然而近年来，该模式面临着人口变化、移民、融合及安全局势等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模式的福利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相反，事实证明，仅靠广泛公共服务的存在并不能自动确保社会和谐共识。政府必须同时应对社会保障、安全、融合以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等问题。这些主题的结合很可能也将影响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发展。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简单地恢复过去的政策。他们的选举成功也与调整传统社民党议程以适应新条件和部分选民的新担忧的能力有关。玛格达莱娜·安德森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旧瑞典”的回归；它可能代表着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形式：将福利国家与强调安全和更可控的移民政策相结合。然而，在将瑞典经验推广到整个欧洲时仍需保持谨慎。瑞典拥有独特的政治传统、强大的公共机构以及长期以来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或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演变可能与瑞典案例大相径庭。

尽管如此，瑞典选举仍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并非单向过程。过去那些从对传统政党不满中获益的政党可能会遇到自身局限，尤其是当它们的主要议题逐渐成为更广泛政治议程的一部分时。然而，它们的选情减弱并不意味着引发政治辩论核心问题的消失。因此，谈论“政治格局的转变”比简单称之为“向左回归”更为准确。瑞典选民今年表明：福利国家、安全、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可以成为同一项政治决策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明确：传统左翼政党可能采取更严格的移民措施，而右翼政党也必须同时回应公共服务和社会问题的要求。

从这一角度来看，瑞典案例并未证明欧洲右翼浪潮的终结。它反而表明，欧洲政治并非单向进程：某些议题可能持续存在，而能够将其与更广泛的国家治理理念相联系的政党则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瑞典选举对非欧洲观察者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哪个政党获得更多席位，更在于传统政党、新兴运动以及决定选民投票的关键议题之间关系的转变。瑞典的结果应主要被视为一种新型政治平衡的体现——既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也不是欧洲向右转趋势的最终终结。

普罗科普·斯塔赫